无论是电影《风筝》的公开放映版本，还是提交审查的版本，乃至原著小说，都描绘了郑耀先内心的疑虑：江万朝与韩冰相继被隔离审查，重庆公安局的秘密情报为何仍不断外泄？究竟谁才是藏匿得更深的幕后黑手？

原著小说中，郑耀先与韩冰在特殊时期遭受酷刑，两人在不同的地点，却在同一时刻‘意识到'了彼此的真实身份。然而，两人并未因此而揭穿对方，韩冰在目睹重伤的郑耀先时，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情感波动：“担架经过韩冰身旁，一阵令人肝肠寸断的哀嚎声响起……‘老周！'韩冰嘶吼着，挣脱束缚，不顾一切地奔向郑耀先。他紧握着郑耀先冰冷的手，轻柔地抚摸着，缓缓贴近自己的脸颊……‘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……'韩冰轻轻擦拭着郑耀先脸上的血迹，温柔地说，‘除非你自己放弃……'”

这里使用了‘意识到'一词，是因为韩冰确实通过审讯得知了周志乾即是郑耀先，而郑耀先认定韩冰为影子，或许并非真正的发现，而是一场误会。

类似《风筝》的多部谍战剧作，其灵感来源于真实的历史文献。阅读相关的回忆录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戴笠绝不会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付给女性特工，更不会让位高权重、易于获取机密的江万朝暴露，转而保护因被捕而陷入困境的韩冰。

在军统（即后来的保密局）内部，大多数女性特工主要承担电报收发与密码破解的任务，尽管她们在这些领域表现出色，但在执行任务和长期潜伏方面存在天然的局限性。沈醉在其著作中提到，军统各训练营确实培养了一些女性特工，但她们多数从事常规工作，仅有少数成为了高级特工的‘工作伴侣'。

沈醉本人虽未被派遣至敌占区进行潜伏，但他的‘伴侣'同样出自军统临澧特训班。戴笠并未按照严格的‘家规'处理此事，而是默许了沈醉的行为。沈醉深知，之所以禁止教官与学员之间发展情感关系，是因为戴笠计划派遣这些女性前往沦陷区，协助男性特工完成任务。若已婚或有恋人，谁还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任务呢？

沈醉被捕后，他的‘伴侣'改嫁他人，令他悲痛万分。在《爱妻别抱，五内俱焚》一文中，沈醉不仅表达了对前妻改嫁的理解，同时也透露了两条重要信息：其一，蒋介石误以为他已经遇害，因此将其名字列入了‘忠烈祠'；其二，毛人凤和沈醉的哥哥沈呤接手了沈醉的四个孩子的抚养工作。

这两点信息表明，即便沈醉被列为‘烈士'，他的家庭也能得到相应的抚恤金，加之沈吟在军统时期的丰厚收入，足以保证沈醉的家人不会陷入生活困境。沈吟与余乐醒皆善于经商，甚至因获利过多而遭到戴笠的调查。沈醉回忆道，他们利用法币贬值的机会，通过购买低价商品再高价出售的方式赚取差价。

沈吟与毛人凤的联手行动，使得沈醉的前妻改嫁并‘交出'孩子们并非出于经济压力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戴笠绝不会将关键任务委托给女性特工，原因在于女性情感较为细腻，容易影响任务的执行。即使是在确认郑耀先身份的情况下，韩冰面对郑耀先受伤时的反应也证实了这一点。

沈醉的回忆录进一步证实，戴笠与毛人凤都不会选择女性作为核心潜伏人员。因此，韩冰作为影子的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。关于潜伏在重庆公安局的真实敌特，或许我们可以在徐远举的《自供状》中寻得线索。

徐远举曾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少将区长，同时担任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'第二处少将处长。1949年11月27日，他下令并指挥特务实施了渣滓洞大屠杀，导致两百多名革命人士遇难。徐远举在供词中详细描述了屠杀过程，包括使用美国卡宾枪和汤姆森机枪进行扫射，以及事后纵火销毁证据。

尽管渣滓洞的屠杀几乎无人生还，但《红岩秘档》记录显示，有包括《红岩》作者罗广斌在内的16人奇迹般地逃过一劫。这些幸存者在获救前，见证了另一名叛徒白佑生的释放。这引发了新的思考：在《风筝》中，韩冰的上司声称自己从渣滓洞死里逃生，但如何在大火中幸存下来，他并未给出合理解释。考虑到当时重庆地下党的高层几乎全数被捕，其中不乏迅速叛变者，这无疑为识别真正的‘影子'增加了难度。

正如沈醉所言，一旦揭开真相的面纱，许多秘密便昭然若揭。敏锐的观众或许已经察觉到，郑耀先未曾发现的关键问题，以及比韩冰更为隐蔽的‘影子'。然而，随着这名潜在的‘影子'在特殊时期自杀身亡，真相似乎也随之埋葬。但‘影子'是否真的随之消逝？若他们仍潜藏于暗处，将以何种身份继续活动，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？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，留给人们无限遐想的空间。